首页 >> 最新文章

五叶黄连一位种粮大户对中国农业的深度思考和心声物流

文章来源:长江农业网  |  2019-11-29

农业处于一种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土地流转是权宜之计还是真能解决农业问题?农业要想走入困境,必须在耕地制度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粮食卖不动,粮农欲哭无泪” ——来自粮食大省河南的一线调查

今年,河南夏粮总产突破700亿斤,连续13年增产。然而对粮农来说,丰收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积压在手的粮食成了烫手山芋。

“现在急得都想咬人”

……

同样遭遇卖粮难的,还有另一地的经纪人刘保臣。因为未能及时兑付粮款、不堪要账农民的辱骂,刘保臣71岁的父亲刘长志不久前上吊自杀。

“要钱的人一着急就说脏话,我父亲一把年纪哪受过这气,想不开就上吊自杀了。”刘保臣说,“根据往年的经验,国家保护价1.18元,我们收购价1.1元,除去运费和人工,每斤能挣2分钱。谁想到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急得都想咬人。”

“赔钱太多就难免跑路了”

豫南的一位农资经销商王春友表示,不少种粮大户目前都是艰难维持、亏本运营,如果卖粮难持续得不到缓解,下一步还可能迎来一波破产、倒闭潮。“土地流转租金高、投入大,基础设施差的地方旱涝不保丰收。辛辛苦苦打了粮食再卖不出去,赔钱太多就难免跑路了。”

农业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

为适应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村很多地方正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土地流转,农业的发展似乎又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然而,看看前面的摘录,不难发现农业事实上已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在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在国际贸易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中,任何一个小小的风吹草动,农业诸如前面所说的“卖粮难”、“耕地弃耕抛荒”等病态就有显现出来了。

农业如何克服目前的“亚健康”状态,回到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是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主导地位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农业都是国家赋税及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及工业化步伐的加快,农业慢慢被边缘化,不仅沦落为整体国民中的一块短板,还逐步演变成强烈依赖国家财政反哺的对象。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生产及供给是农业的根基,农业目前的“囧”境说到底就是粮食生产及供给所反映出的矛盾和问题。

粮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粮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粮食安全自然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安全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能够获得与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相适应的足够的粮食供应,防止因粮食短缺或意外突发事件而出现的危险。这就是粮食也是农业的政治属性。

粮食作为农业产业的主要载体,又是再普通不过的流通商品,因此,粮食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粮食产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便是粮食也是农业的经济属性。

在现有农业体制下,粮食及农业的两种属性存在一定的冲突性。一方面,农民为了增收往往不得不“逃离”农业、“逃离”种粮,导致抛荒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又不得不强制性要求农民尤其是主产区农民种粮,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间接促使农民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严重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和生态环境安全。因此,农业的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之间的冲突,是当前我国农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只有即解决了粮食的经济属性问题,即的粮食生产具有国际竞争力,粮食的政治安全性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我国已悄然进入了国际粮食净进口国的行列,而且规模还不小。并不是我国粮食不够用,而是国外粮食更便宜。也就是说,的粮食单产也好,总产也好,都不是我们讨论的焦点问题,因为单产并不低,总产也能满足自给自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经济之声和胡定寰老师关于农业发展出路的讨论

我们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粮食生产的成本问题或者说是粮食生产的竞争力问题,由此引发对农业发展出路问题的探讨。

下面摘录了经济之声和胡定寰老师的几段对话。

央广网北京10月8日消息,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今年我国夏粮实现“十二连丰”。去年,我国粮食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1万2千亿斤以上。粮食大丰收,按说应该让国内的粮食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数据却显示,今年前7月进口粮食7256.8万吨,同比增加22.4%。也就是说,我国粮食呈现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现象。这种情况又为何会发生呢?

国内和国际的粮价差多少呢?目前,国内大宗农产品价格已全面高于国际市场,到今年上半年,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价格均超过国际市场的50%,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的进口完税价每吨大体比国内低1000元,导致粮棉油糖等进口不断增加,出现了“边进口、边积压”和“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的现象。

经济之声: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对于国内农业发展来说肯定不是好现象,这和我们农业的竞争力不强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分析,现阶段适当地扩大一些种类的农产品进口,对于下游的加工业来讲是否也可以起到积极的效果?

胡定寰:肯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效果,因为如果进口农产品的价格有所降低,加工企业的成本也就会随之降低,市场就会因此而扩大。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进口大麦的价格降低了,我们的啤酒生产企业就可以制作更多的啤酒,消费者就能够以更低的价格消费啤酒。

经济之声:目前,农业发展要求我们适度规模化经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趋势是一二三产联合发展,也就是说,粮食的竞争力,已经不仅是农业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其他各个产业。从各产业综合发展的角度来看,提高粮食的竞争力有没有什么新的方式?

胡定寰:近一些专家提出了一些方案,但是这些方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并不是机械化能力差,也不是劳动力或农民的种植能力差,而是在土地所有方面面临着困难,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扩大我们的种植面积和规模。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小修小补,或进行差异化竞争也是于事无补的。第二,我们还有一个地租的问题,地租的价格高,农产品的价格肯定比国外贵,所以我们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无法改变我们在国际粮食市场中的地位。

经济之声:提升种田农户的素质是否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胡定寰:关键的问题是,在市场的机制下,高素质的人才更愿意去企业做事,因为企业挣的钱多,而种地挣的钱少,但是在美国、荷兰等地,有能力的人都去种地,因为他们种地挣的钱比企业多。所以我们要转变这一机制,鼓励的人才来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

农业的“天花板”“紧箍咒”与“地板”难题

粮食,作为一种商品,一手托生产者,一手托消费者,有着其增值的本能;粮食企业,作为一个商品经营单位,以买进和卖出这种主要形式,是以盈利为目的;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者——农业发展银行,不仅希望能加速贷款的周转速度,而且还希望能分割一定的商业利润。无论如何,粮食购销价格倒挂,不仅损害了国家、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粮食托市提价只是政府当下的权宜之策,在粮食托市的当年,粮食生产者确实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实惠,收获一些利润。然而,这种利益不是正常的粮食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增值,而是通过政府买单将这种商品在这一时期推到这个高价位上去的。即使国家有这个财力能连续几年托市,但不可能长久地托下去。总有一天会抽回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旦国家没有了政策保护,粮食价格就会大幅度地向下滑落。

这就是农业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不托底,价格肯定下去了,更没人去种粮食,这必将危及国家粮食安全。托底收购吧,这是经济难以承受的痛,也不利于农业健康发展。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具体、微观地体现了现行粮食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那么从宏观上看,现行政策也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农业目前已面临所谓的两个“天花板”与两道“紧箍咒”的难题。

首先是两个“天花板”:一个是价格“天花板”,一个是补贴“天花板”。前一个“天花板”,是指我国主要粮食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继续提价遭遇“天花板”。后一个“天花板”是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继续提高补贴可能将受到限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属于“黄箱”政策,按照WTO的规定,“黄箱”政策的微量补贴额不能超过该粮食品种产值的8.5%。对照这一标准,我国一些粮食品种继续提高补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了。

而在这两个“天花板”的下面,“地板”却越抬越高。所谓“地板”,即粮食生产成本。据统计,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玉米、稻谷的生产成本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小麦提高了84%。“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空间越来越小,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升级迫在眉睫。

农业矛盾的化解与难以对接的现实怎样才能化解这个矛盾呢?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尤其是粮食生产效率,降低粮食生产的成本,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目前粮食生产的诸多要素中,化肥、种子、农药等农资与国际水平并无太大的差别,甚至有些还处于国际先进行列,比喻说,的杂交稻,的复合肥等。的粮食单产也并不低,因此,就目前而言,这些要素对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降低成本很是有限。

而事实上,现阶段提高粮食生产效率有效的方式就是规模化、机械化粮食生产,彻底改变目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倡导的,用管理工业的模式来管理农业,这才是农业发展的必然。捎带说几句,这种工业化的农业管理模式,在局部地区早就实现了,比喻说的北大荒建设兵团的农业生产,山东省的寿光农业,他们的粮食及农产品的竞争力一定不输欧美农业。

下面问题就来了,北大荒能这么做,其他地方为啥就不能这么做呢?北大荒那是啥地方呀?那是的北大仓,那是国营农场,全部国有化,地势也是一马平川,那些大型农业机械的作业就像是驰骋疆场,收获的季节感觉就是沙场秋点兵。

再来说说我们湖北老家吧,有一位记者一度对随州偏远的乡村进行了采访,尽管随州离我们老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所描述的情况与我们那里的情况相差无几,下面听听他的讲述。

1、土地抛荒严重。走访村十多户人家仅两户种地,大片农田废置。在农村田头,笔者看到淡淡的绿,反衬着大片摞荒的田。少量在家务农的留守农民挑肥减瘦,选择性耕种,本来田就不多的丘陵地带成为癞痢头。再过五年到十年,村剩下的五成田也会被抛荒。毕竟,老年人想种也种不动了,年轻人也不会回乡种地了。

2、农村留守老人儿童多,不见年轻人。即使是要过年了也一样,因为很多人还在往回赶。老人们很多都是鳏寡孤独,无人照顾,他们很多人除了生存,没有任何的生活需求,更谈不上生活质量。

3、种田亏本,打工赚钱。种田一家两口忙一年,收入约万元,打工两人多达十多万。如果田少,不种经济作物,不养殖,没有规模,算成本,种田还亏本。

4、环境问题。农村垃圾污源无人治理。村民告诉我,一是钱无人出,没人干;再就是没地方放垃圾;三是没有养成习惯。

5、水问题严重。堰塘全部干涸,村中无水源,吃自来水。原因是多年没下足够多的雨。下了雨,出因堰塘夫修而无法贮备。

这就是目前很多农村的现状,至少我们湖北很多地方就是这个样子。我儿时的家乡完全不是这样的,那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鱼米之乡,没想到现在如此破弊凋零!我那个离大都市武汉不足100公里的县,多少年来都一直享受着贫困县所带来的恩泽,甚至因为带上贫困县的帽子而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而离上海差不多同等距离的昆山、江阴、张家港都是连续多年的前几名的百强县市,我为此感到心疼,这也是我下决心回家种地的动力,我在我的项目可行性报告中写道:

从中央领导的近期指示及中央及地方政府近期各类农业文件不难看出,对农业的重视,已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规划所讲的,农业关乎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关乎下阶段整体经济的发展。中央三令五申要保耕地红线,对耕地视若珍宝,就是希望这些有限的耕地能承载保证粮食安全的重任,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功能。但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停留在文字上,而事实上,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是:一方面国家拿出大量的农业补贴资金调动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另一方面,耕地弃种抛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已失去本来意义的耕地红线,是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所不能接受的,因此,通过土地大面积流转,大面积集约化、机械化、科学化种植,是目前很多地方解决土地弃耕抛荒的直接有效的途径,是对中央及各级政府、对国家农业政策有力的响应和支持。

土地流转或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出路

近期流行一个词“然并卵”,我得借用一下,我非常支持并响应国家的目前关于农业的方针政策,农业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这不能让我停止对农业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看了很多领导及专家对农业的观点,但我比较认可胡定寰老师论断,一语中的,在他的言语之间,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字里行间,我读出了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土地流转只能是农业发展的权宜之计。不可否认,通过大规模土地流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规模化农田改造,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科技含量,减少人力投入,这在相当程度上对中央所倡导的“臧粮于地,臧粮于技”的要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仅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粮食生产效率,而且还会因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极大提高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

但是,土地流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成本问题,而是非常直白的、名正言顺的、真真切切的抬高了粮食生产的成本,很多人都对此视而不见,在著书立说上回避矛盾,绕道而行。

现在,农村土地流转可以说是红红火火,流转费超过800元/亩的地方比比皆是,甚至达到1200元/亩也不在少数,有的地方因土地流转费用提高而大肆鼓吹报道,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只能是与农业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给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添乱。现在的粮食产量,在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只种一季水稻的话,亩产一般在600公斤左右,水稻价格在2.4元/公斤左右,种两季的话,每季产量就相对较低了,再加上多一季的人工及农资费用,种两季和种一季的收益相差并不大,这就是绝大多数农民选择只种一季的原因。试想,运用何等的高科技,何等的高效设备,何等的现代化管理才能抵消如此高额的附加成本?在这样高额流转费下,能种出低价的粮食吗?可以肯定地说,不能!除非国家再拿出很多的钱来,不光在生产环节进行补贴,还要托底收购,否则,请容许我说句脏话,感觉就像是在逼良为娼。

事实上,国家的补贴相对如此高的流转费而言,还是略显单薄,再加很多地方不仅地方配套补贴不到位,甚至还截留挪用中央补贴,这种情况下,粮食还能种下去吗?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对农业的“非农化、非粮化”倾向的担忧,也就不奇怪了。

土地流转政策不能改变农业的颓势,因为土地流转费这项高额的附加成本,将使因规模化、机械化、高科技等措施所产生的效益化为乌有。

建立企业化的法人治理模式,实现农业组织形式的突破,是未来农业发展的终选择。而这种农业模式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土地资源,这种土地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价格不能太高,面积不能太小,要单独成片,能长期使用,可自行改造优化。

的土地流转目前很是红火,但基本都是处于一种无序没有章法的状态,为保证社会安定及农民的切身利益,政府部门除了引导,也只能放任自流,不敢有太多的干涉,尤其是现在严厉的反腐倡廉的大环境下,更缺乏一些应有的担当和闯劲,甚至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混日子。这种无序的土地流转模式,很难成就现代农业尤其是粮食规模化生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流转费过高不说,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间横上几块田就不流转给你,你也只能干瞪眼。还有,张三给你种三年,李四给你种五年,王五明年还在考虑明年让不让你种,这不要命吗?你还能做长远规划吗?连起码的农田优化改造及配套的灌溉系统升级改造就做不成,何谈农业产业化发展。

当前,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农村的常态。农业成为养闲人的地方,农村是聚弱养老的场所,农田成了在外打工农民的退路。这样的农业能适应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吗?

我说了,土地流转只能是农业发展的权宜之计,那什么才是农业发展的真正出路呢,我想肯定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没人肯说出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而又涉及社会安全稳定的大问题,我为此也进行了审慎的思考,甚至还经历了不眠之夜。

1978年前后农业经历了一次摸着石头过河,总体来说,成效还是不错的,但时过境迁,的农业又面临一次新的重要抉择,我想,既然有过一次摸着石头过河经历,再来一次又何妨呢!只不过这次河水可能要深一些,河面要宽一些,水流会湍急一些,情况会更复杂一些。既然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那就说说自己的想法也无妨。

农业要走出困境必须在耕地制度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在我看来,要想农业走出困境,就必须在耕地体制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那就是耕地逐步收归国有,解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由相关部门集中管理,采用现代的诸如招投标等模式进行国有耕地的管理。对相应的农业生产企业进行资质审查,在招标文件中对粮食生产的目标、当地农民的就业以及对当地经济的辐射等重要指标进行约定,并对中标单位进行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控制和检查,总之,要逐步形成一整套相关的体系。这种模式必须兼顾农业的两大功能——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经济发展,这可以算是一种典型工业化的管理模式吧,因为这是建筑行业非常普遍的管理模式。

而且我觉得已经到了要尽快下决心的时候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前面已经讲了,在农业的属性和功能上,农民与政府的首要诉求存在一定的冲突,即保障粮食安全的政治功能与增加收入的经济功能的冲突。这个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而且国家已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也拿出了很多的钱,但是收效甚微。时间久了,该荒的地还是荒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依然得不到保障。而那些拿着高额流转费,享受国家补贴而不种地的农民,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心安理得的既得利益者,再让他们放弃这块利益,可能就有点难了,甚至尾大不掉,出现农村里的“钉子户”。

这下问题就又来了,那祖祖辈辈依靠农田生活的农民怎么办?这不是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吗?这不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吗?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有点谈虎色变的感觉,我想,既然是探讨问题,我们不妨先把问题摆出来,看能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先把帽子扣下来,棍子挥舞起来,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现在有一句话很流行:“凡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有这句话作为注解,问题就简单多了,农民的利益问题说到底不就是一个“钱”的问题吗?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近些年来,中央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从2004年至今,“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于“三农”问题。主题涵盖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等多方面,显示出中央从各个角度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在一号文件的基础上,各级政府每年都会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与此同时,财政支农资金也在逐年大幅增加,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13799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90倍,年均增速高达13.8%。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废除《农业税条例》,这标志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皇粮国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说着说着,感觉有点跑题了,其实没有。我是想算一笔账,先得了解一下国家每年花在农业上的钱到底有多少,我只能先借用一下别人的数据。这下比较清楚了,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安排合计13799亿元,较1978年增长了90倍,年均增速高达13.8%。2015年呢,经过推算,至少在13799*1.138*1.138=17870亿元。按这种增长速度,到2016年将突破2万亿。

另外,不是还要对国有耕地进行招标吗,国家可不能再干这种赔本的买卖,也就是说,收回来的国有耕地在附加一些条件后,要有偿使用,暂按300元每亩计算,各地可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评估,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格,再强调一下,这种所谓合理的价格必须兼顾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经济发展以适应当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两大功能。

国家一直强调的要保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那就按这个数值计算,这样就会有因土地有偿使用的不小的一笔费用,18亿亩*300元/亩=5400亿元。

经过近几年的较大力度户籍制度的改革,大量的农村村民入户城市,尤其是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统一,为国家收回耕地创造了契机,现在广义的农民预计在5亿左右,所说的广义是指农、林、牧等方面而言,也就是说,这5亿农民中,有一部分是牧民,生活在草原,有一些生活在山区,过着靠山吃山的日子,当然也有在湖区的过着靠水吃水的日子,这些都是与耕地无关的农民,暂不考虑国家对他们的安置问题。剩下就是依赖耕地的,国家要从他们手中把耕地拿回来,并要为他们的生计着想的农民,暂按4亿人估算吧。

国家对农业的部分投入补充在对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方面

前面已经计算过(以2016年为例),一个是国家对农业的投入2万亿元,一个是耕地招标的收入5400亿元,合计25400亿,摊在4亿持有耕地的农民的身上,每人每年可摊上6350元,而这还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配套的农业投入,也不包括为农村村民变成城镇居民投入的市政配套及教育医疗设施的增加及改善的相关费用。

当然,这些钱不是直接发给退地的农民,而主要是用在补充社会养老保险方面,在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给予适当补贴,尤其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又无依无靠的农民,国家可以托底养老。作为现在的,我想,这个实力还是有的。很多经济领域的专家也说:现在“不差钱”。再说了,这么大的手笔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以分期、分批、分区域逐步实施,并结合国家即将要实施的扶贫攻坚计划,在搬迁扶贫方面进行统一布置安排。还有,农业产业可以通过一定技能培训将一部分年富力强的农民转化为企业的职业农民,让他们有可靠稳定的收入。还可以通过规划一定比例的休闲观光服务农业或农产品的加工业,来安排一定的处于弱势的农民就业,这个比例需要进行有效控制,不然就又会本末倒置。

只有彻底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让他们享受到同等的社会保障以及先进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带来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他们才会义无反顾放弃所掌握的土地,才能彻底解决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安定问题。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解除农民对土地承包的承包并非要彻头彻尾将所有农民都赶到城市中去。事实上,当国有土地进行集中管理后,通过基础设施的改造,通过合理的产业化规划和布局,土地的使用效率将会充分显现出来,并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不仅极大降低农业产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及流通成本,提高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将农业的老大难问题,即粮食生产与销售的困境化解于无形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勃勃生机的农业产业,不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大量的技术性较强的产业工人,还需要大量的农业机械的操作、维修人员,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的管理人员,这就给农村新生代青壮年农民提供新的发展机会。除粮食生产外,养殖业,蔬菜、水果种植,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生态养老等行业等,这些都是人工密集型行业,将会为包括中老年农民朋友在内的广大农民提供无限就业机会。

前面我已经分析了,就是因为受制于农业的现状和体制,农业目前已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土地确权也好,三权分置也罢(即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都是为加速土地流转做铺垫。看似非常完整的一整套农业深化改革的体系,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和理论不仅不能解决现代农业的出路问题,而是在给现代农业的发展埋下厚重的绊脚石,其结果只能是使农业在错误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还是来看看土地确权的弊端吧。

首先,土地确权在我看来是既不公正,也不公平,都是几十年前分的地,现在各家各户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再加上大量的人员流动,出现想种田的农户无地可种,而不想种地的人手中拥有大量的农田,这也是土地确权的原则制度(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形成的必然结果。

第二,土地确权给农民造成一种错误的心理影响,土地确权后,他们就想当然认为被确权的土地就是他的,而且非常有底气,在现实实践中也得到应证。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土地流转是农户个人行为,任何人干涉不得,还有,为了适应未来集约化、规模化、机械化等现代农业的模式,国家已逐步开展了土地平整及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进行的非常艰难,为什么呢,因为土地平整及整改,不光是进行平整,还要做一些配套的沟渠、水塘、机耕道路、晾晒场地,这些需要占压一定的农田,这些设施占用谁家的田地谁不高兴,因为这意味着田亩面积的减少,流转费也就相应的减少,因此这项工作阻力重重,协调难度极大。

再来说说三权分置吧,三权分置就是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这毋容置疑;承包土地的农户拥有土地承包权,而且通过土地确权使承包权得到加强和固化;经营权是指经过土地流转后种田大户拥有的经营权。所谓的三权分置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看似脉络非常清晰,但却不能解决啥实际问题。这三种权利是如何转化的呢,所有权向承包权转化,是通过土地承包,即所有者向承包人支付农业补贴而实现的;承包权向经营权呢?是经营者向承包人支付土地流转费实现的,而很多地方高额的流转费(比如说800~1200元/亩)是粮食生产难以化解和克服的成本负担,也是现代农业绕不过去的坎。在我看来,三权分置就像是华丽的服饰,但它难以掩饰现代农业的囧境!!!

以上都是在同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换个角度呢?农民尤其是长期辛苦耕作的农民是弱势群体,是国家和社会帮扶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农民身份大规模的转换,他们绝大多数都将成为新的城镇居民,并在新的城市生活中,不仅享受同等的改革开放及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红利,还在农村享有一块面积还不小的自留地,对外流转,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流转费用,不想流转的话,还可以搞个农家乐或者开心农场之类的,生活质量将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这不就羡煞那些向往田园生活的,只能在虚拟的开心农场寻找偷菜乐趣的其他市民。这种状况,一年、两年可能不会有人在意,时间久了呢?这种现状的存在,就使得城市里的新老市民之间(甚至是同为刚刚进城的农民,也存在一个有地,一个没地的情况)产生一些事实上的不公平,也可以说是新的社会不和谐因素。当人们意识到这种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不公平外,而是在严重阻碍农业现代化进程及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时,他们就会有话要说了。

在2015年中央1号文件中这样写道:“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证制度,分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待遇。现阶段,不得将农民进城落户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相挂钩”。

仔细研读这段文字,除了看出这句话所透露出的信息是与农业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外,是否还能读出点弦外之音呢?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

1.农民进城落户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有着莫种必然的联系;

2.国家没有承诺农民进城落户会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

3.“现阶段”这三个字意味深长、值得深究,言外之意应该是:‘农民进城落户与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权益终还是要挂钩的,只不过还需要一个过渡期和缓冲期’。因此用“现阶段”三个字恰到好处,为国家集中管理耕地在政策上留有余地。

我还要说的是,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及其他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超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及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是和土地的国有体制分不开的,是的国有土地很方便的为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及发展空间。农业的先进代表——北大荒,也再一次让国有土地体制的优越性在农业方面得到具体体现。

坐着飞驰的高铁,沿途是荒芜的农村,几个老农还在用耕牛和木架铁犁翻耕着农田,这一幕幕场景并不少见。农业与整体经济是何等的格格不入,正是有这么大的反差,农业才有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巨大潜力,试想,要是把农业这块短板给补齐了,经济将上多高一个台阶?经济将是多大一个体量?

农业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不突破农业用地制度的瓶颈,谈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感觉有点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突破农业用地制度的各类探索和尝试,只能是隔靴搔痒,多是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促使农业的进步和发展,也一定是建立高额补贴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必然是延缓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成都托运轿车

成都到安徽物流专线

乌鲁木齐轿车托运

成都到福州货运物流

成都到云南大件货运

拉萨托运轿车

成都到鹤岗货运公司

友情链接